写在第一届生态价值产品和共同富裕大会前

发布时间:2024年6月13日

写在第一届生态价值产品和共同富裕大会前

北京市国际生态经济协会 刘鸿志、葛碧莲、陈永清、杨荣榛、孙墅、张鹏、孙莉颖、黄洁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李岱青 研究员

普华永道(新加坡) 郭米娜

分会场召集人:国际生态经济协会 秘书长 刘鸿志

 

第20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文章强调“”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共同富裕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共同富裕要坚持循序渐进,要抓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共同富裕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为此,我们和李岱青等老师一直探讨,如何理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富裕的指示,结合各自职能,从而促进:

 

释放生态红利 促进共同富裕

 

一.重大意义

1.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奋斗目标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共同富裕的提出反映了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目前我国生态产品丰富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有较大的重合,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之一。

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共同富裕提供产品基础

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安吉考察时指出:“如果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经济优势时,那么绿水青山也就成了金山银山。”生态产品与物质产品、服务业产品一样,都是人类生存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产品。理论和实践表明,只有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使“生态蛋糕”和“经济蛋糕”分配有机结合起来,让生态产品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一样具有可核算、可实现的价值,让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从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中受益,才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共同富裕打开新通道。

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共同富裕是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和社会包容发展的必要选择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生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稀缺的物质资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循环经济理论认为,生态环境是经济运行的内在变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也是价值的源泉,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发展生态建设和扶贫开发的共同目的,精准生态扶贫必须做到生态恢复与生态扶贫利益相联结,促进生态与扶贫融合发展。精准生态扶贫不仅是为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增机会”,也是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为全面建设文明生态国家“补力气”。贫困,实际上是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一种失败关系,脆弱的生态环境减少了赖以生存的人们的收入和生存质量;贫困、低收入又降低了人们利用资源进行再生产的能力,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系统状况。我国传统的扶贫大开发战略往往把国家宏观施惠政策和专项减贫政策作为扶贫的重点,而忽视了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的考量,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恶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导向、提高扶贫目标的可行性、改善生活生产条件等措施来调和,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旦冲突、自然环境一旦被破坏就很难逆转。因而,要通过碳排放少、能耗低、环境友好的生态方式扶贫开发,调和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矛盾,这是在新时代新历史条件下解决人与环境关系的关键所在。一方面,通过生态发展带动扶贫适度开发,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低碳、友好、生态式的扶贫开发又可进一步促进生态发展。

4.释放生态红利、促进共同富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成为我们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任务。在新征程上,对生产力的再次解放和发展成为实现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动力。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新方向,其蕴含的新动能、催生的新产业、形成的新模式有助于赋能共同富裕在做大做优“蛋糕”的同时,切好分好“蛋糕”。随着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社会涌现出一大批新产业。这些新产业以创新活跃、技术密集和广阔发展前景为特征。其中,环保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尤为引人注目,推动整个产业体系向更为创新、更加绿色的方向迈进。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家在当今世界的竞争力,也能够让共同富裕的“蛋糕”做得更好更优。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富裕性”与“共同性”是两大核心特质,它们共同构筑并指引了一个既追求科技创新与生产力解放,又强调公正合理生产关系的完整体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逻辑共契性。在价值基点上,二者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找到了共同的价值立场;在本质要求上,二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体两面;在目标指向上,二者都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总之,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和支撑力。新征程上,进一步聚焦于制约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堵点卡点问题发力,推动其朝着更高科技、更高效能、更高质量的方向迈进。新质生产力高效赋能共同富裕,既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也能够确保共同富裕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为实现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能。

 

 

二.生态红利促进共同富裕丰富实践

 

1.武夷山水

“武夷山水”已连续名列“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前三位,使好山好水孕育出的独特味道的好产品卖出了好价钱,首批授权使用“武夷山水”公用商标的33家企业在销量和价格上都有了较大提升,浦城大米入选“武夷山水”品牌以来,比一般大米售价高出150%,带动1.2万多户农民增收。

2.宁德

宁德曾是一个“老少边穷贫”典型地区,也是习近平早期开展扶贫实践的地方。该地区总面积13452平方千米,拥有300多万人口,地处平原、火山岩集中山地和沿海花岗岩丘陵地貌区。30多年前习近平来到贫困落后的宁德就任,积极开展精准生态扶贫实践,强调摆脱贫困首先要摆脱思想贫困,重中之重在于推进扶贫开发,决不能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掉队;生态发展是扶贫发展的必由之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特地著作《摆脱贫困》一书,对以上观点作了阐述,形成了“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所代表的闽东精神,在这些精神指引下,宁德反贫困事业掀开了新的进程,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精准生态扶贫之路,其中生态产业发展模式尤为显著。宁德也成为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反贫困事业成功的例证和样本。

3浙江芦茨

芦茨村位于桐庐县富春江镇东南部的富春江畔,生态环境优越。近年来该村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乡村旅游为路径,以民宿产业为载体,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做好"两山"转化文章,生态红利得到有效释放,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4肯尼亚推行生态产业效益由民众分享

肯尼亚注重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带动减贫致富,把生态产业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互关联;把生态产业获得的经济利益和自然红利与地方、国家、国际等不同层次团体、合作伙伴分享;把发展生态经济与培养贫困人口的谋生技能相结合,实现了生态资源保护、建设与生态资源地贫困人口切身利益相挂钩的机制,有效地推进了精准生态扶贫。肯尼亚完善了生态产业的民主决策机制,邀请当地居民亲身参与、共同讨论生态产业的发展规划、投资和未来的收益,而不再采取由上而下的决策模式,给予了贫困人口平等权益保障,大大提高了当地贫困人口从事生态产业的积极性,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肯尼亚的生态产业效益分享机制,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贫困人口需求三者统一,更好地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英国美国等建立以生态补偿或市场为导向的利益补偿生态保育模式

英国建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利益补偿生态保育模式,是通过契约达到国家减贫与生态保育目标,减少生态系统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榜样。利益补偿生态保育模式的定义是指综合利用生态管理协议、生态地役权、生态资源经营、生物多样性补偿等经济工具,对维护、建设生态功能区的投资人、所有者按生态保护条款以市场规则予以经济补偿,以此引导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培育。比如,在实施生态补偿项目中,重视引导社会力量、中介组织和志愿机构参与经济和社会效益高的项目,以获得投资回报和经济效益保障,强化市场的激励力量。同时,英国在实践中,尤其重视贯彻新自由主义理念,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工具,突出社会组织、志愿机构等弹性特征,可以更好地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发起于2005年的英国标志性农业环保项目ES(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也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包含了野生生物保育、防止水污染、水土流失、自然资源保护和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些内容。英国政府对愿意达到农业地最低环保管理标准的土地所有人,统一按照每公顷 30英镑标准支付生态保育费用。对于符合农业生态补偿优先地区或优先保护的项目,经营者申请租赁延期的予以满足,特殊情况下可由10年合同延长至20年,以这种方式为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做出贡献的土地经营者或所有者予以必要的权益保障。因有这些灵活的制度规定,虽然合同支付生态保育费用固定,但是经营者或当地农民都积极主动争取继续缔结合同,继续参加此类生态保育活动,实现以较低的成本投入获得较高的生态环境增值。

纽约市的饮用水主要来源自卡茨基河和特拉华河流域。在1990年,纽约市政府主导采用生态补偿的方式保障饮水安全。他们为该流域内采取最好管理措施的牛场和林场经营者提供4000万美元的补偿资金,使他们采用对环境友好的方式来改善水质,下游水质得到极大改善,这种重在政府主导(以上来自安永介绍)。

市场协商的案例同时也有法国做法,比如

某法国天然有气矿泉水公司为保持水质对水源地农民付费补偿,在20世纪80年代,为提升水源地水资源质量,某法国天然有气矿泉水公司对水源地农民付费,约束并补偿农民保护水质。公司投资900万美元购买水源上游地区1500公顷农地后,无偿将土地交付给农民使用,并与水源地农民协商签订了补偿协议,对奶牛场农民控制生产规模提出要求,同时连续7年每年向其支付320美元/公顷的土地补偿,保障农民的收入不降低。

 

 

7 生态资源产权交易

建立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整合生态资源;并通过生态价值核算,实现可量化的交易,达到等量(0净损失)、多量(净生收益)的目标。生态资源产权交易常常以“生态银行”机制来实现,各地依托当地生态资源建立,例如美国基于湿地保护的“湿地银行”、澳大利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生态银行”、我国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的首家“森林生态银行”等,同时可衍生出如生态担保、信贷等金融产品及服务。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生态银行(Bio-Banking)。2澳大利亚拥有超过一百万种动植物,是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为避免土地过度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澳大利亚引入生态银行,通过生态积分的买卖,管理和保护生态价值。

首先土地私有者需聘请认证评估师,获取管理场地评估报告后,方可与政府部门签订生态银行协议,协议中需同意通过加强管理来增加该区域的生态价值,获得生态积分。土地所有者可出售积分,获取生态管理资金,超额部分将转化为现金利润。而开发者可购买积分,用来弥补开发项目造成的生态影响。

 

 

8.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

 

无论是在生态价值亟需提升的区域(例如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等),还是在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区域(如旅游胜地、城市核心区),将生态价值提升理念注入区域规划、建设和运营,是改善生态环境并带动区域发展和资源溢价、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举措。

新加坡滨海花园展示了新加坡作为生态花园城市的精髓。坐落于新加坡的黄金地段-滨海湾,致力于规划和设计能源和水的可持续循环,融入了艺术、自然和技术等方面的先进手段,展现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成果,成为了新加坡游客必访之地,并通过有偿的收费项目,凸显区域生态调节、文化服务等效益。

 

 

主要项目

擎天树(Supertree Grove)共18棵高度介于25 至50 米的树形结构

· “树冠”安装了光伏电池,可吸收太阳能,供夜间照明

· 其他“树冠”与植物冷室系统相连,作为排气口,促进冷室的降温

· “树冠”白天可以遮阴,夜晚将通过灯光和多媒体投射进行装扮

· 擎天大树之间有空中步道,供游客从不同角度参观

 

“蜻蜓湖”和“翠鸟湖”两大湖泊系统

· 花园内的径流汇入湖泊系统,由水生植物净化后排入临近的滨海湾蓄水池

· 经过天然处理的水源还可用于花园内建造的灌溉系统,为鱼类和蜻蜓提供了水生栖息地,有利于促进生物多样性

 

 

波士顿

为应对海平面上升,提出海岸线区域长期韧性策略。波士顿市在历史上遭受了多次大型飓风的侵袭。为了应对海平面上升的问题,2014年波士顿提出“sea change”城市规划方案,通过长期韧性策略为海岸线区域进行城市规划建设,缓解未来环境变化而可能引起的风险,减轻每年经济损失,使波士顿成为一个极具活力、且能抵御气候变化的城市4。

 

1. 强调对关键性城市子系统和要素的考量——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对波士顿的土地、人口、交通系统及其他可能遭受侵袭的系统的影响范围进行识别

 

2. 尺度的韧性设计及规划——从浮动公寓楼到可吸收、引导洪水的公园等应对海平面上升的韧性解决方案,可以令波士顿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在遭受风暴侵袭后迅速恢复功能,提升滨水地带的活力和连接性,推动经济发展

 

 

 

世界各地正积极推进在生态服务价值方面的生动实践,我国也批准在江苏省江阴市、苏州市等7个地区开展生态服务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已初步形成了一批有特色、可借鉴的实践和模式,未来随着实践应用的日益广泛及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备,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和实现将为政策制定、企业投资等带来更加切实的意义。

 

三.问题与挑战

 

1.生态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仍严重不足

近几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但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仍严重不足;一是优质生态产品总量不足,据初步估计,我国生态资源资产总量仅相当于美国、加拿大的60%左右,人均生态资源资产是瑞典的1/20、芬兰的1/25。二是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突出表现在生态系统退化与环境质量下降,优质森林与优质草场面积较少,退化土地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左右,以及空气、水环境与土壤环境污染等环境问题仍然严峻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近150倍,而生态资源资产却大幅下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经济增长而生态产品供给下降的国家,生态产品供给不足也成为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

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还存在重大理论技术和工程瓶颈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到生态、环境、经济、产业、金融、法律、工程等各个领域重大基础理论、关键技术、机制体制等诸多科学技术难题,复杂程度和难度不亚于登月工程。一是理论上生态产品存在公共性和市场性矛盾,生态产品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市场交易又要求明确的产权属性和价格体系,导致市场交易和价值实现较为困难。二是缺乏可应用的计量技术体系。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需要相应的计量工具,但是生态产品计量因数据来源不一、核算方法多样、核算参数难于获取、缺少标准度量单位,导致生态产品计量结果的不可复制、不可重复、不可比较。三是在生态治理和修复上仍存在技术难度,如何以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实现生态修复,而不是简单地实施要素治理仍需创新关键工程技术。

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体制创新亟待加强

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与市场实现机制之间的矛盾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一项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的复杂工程,需要在法律政策、领导组织、机构设置、财税制度、市场机制等方面做出一些重大变革,突破行业部门和各级政府原有的一些规章制度和惯常做法。一是生态产权制度建设尚处在初步探索和试点实践阶段,“三权分置”后,如何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现行法律法规也没有做出规定;生态产权交易的立法进程仍然严重落后于交易实践,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和水权四大权属交易在明确权属、摸清底数、查清边界、发放权属证、确定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政策保障;二是生态保护补偿立法相对滞后,从目前全国各地的生态补偿实践来看,部分地区的生态补偿法规出台已经走在全国立法进程之前,但更多地区因生态补偿机制缺少足够的法律基础,生态补偿的范围仍然偏小、标准偏低,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的政策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对各利益主体构成严格约束,影响了生态补偿措施行动的成效。

 

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共同富裕的活力仍显不足

以往和现有的精准生态扶贫基本上依靠政府组织,强有力的干预和大量的资金配置,而且大多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重点改善生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生产条件、贫困人口的收入,社会保障相对缺失,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贫困人口因病、因灾等返贫现象明显。由于一些高度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成本过大,可用资源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动力。同时,由于当前精准扶贫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由政府主导领导,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民间力量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联合机制仍不完善,活力不足。

四,对策建议

1持续提升生态产品生产供给能力

提升优质生态产品是其价值实现的基础与保障,当前我国生态产品面临着生态资源数量不足以及生产能力不足的双重矛盾,尽快实现生态产品的量质齐升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任务。在进行科学系统整合的基础,建立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中心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管护,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以“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工程为依托,以提高干净水源、清新空气、生态安全等生态产品保障为核心进行总体设计和规划,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良好湖泊生态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巩固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加强生态脆弱和退化地区的整治修复。如部分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不良、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性较差,且由于历史变迁、敏感的区位条件和政策限制导致经济发展困难,或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管辖,内部协调能力及交易成本较高。如,由于承担京津冀生态屏障、风沙源重点治理区、城市供水水源地等因素,该区域的生态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受限,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类区域的首要任务还是进行退耕还林、保持水土、阻挡风沙、保护植被等生态保护修复。

2大力培育生态产业

以市场为导向,以生态经济效益为价值追求,实现生态资源资本化,这需要通过生态资源市场化配置,需要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发展。以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根本,通过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收。绿色是生态产业的主基色,消费市场对绿色生态产品需求是其发展的源动力。当前我国农村的生态产业,应侧重发展贴近我国国情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及其加工业、生态旅游业,包括这些产业涉及的林下经济、有机农产品的开发、原料资源开发产业、传统民间工艺美术及传统文化创意产业开发。

通过政府引导、管控创造需求,培育交易市场。耕地占补平衡和森林覆盖率等指标交易、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等配额交易、林权等产权交易,都是通过政府管控与市场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其价值。可通过培育市场、明晰产权,实现生态产品外部性的内部化。

制定绿色金融等支持政策,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外溢。深入挖掘绿色产品生态价值,通过"生态贷"激活生态产品的金融属性,鼓励企业和个人依规开展水权和林权等使用权抵押、产品订单抵押等。继续探索“生态资产权益抵押+项目贷”模式,盘活生态资产,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渠道。

3加大生态产业的税收优惠力度

生态产业促进共同富裕,需要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一是引导社会资源流向贫困区。税收情况是企业微观行为的重要指南,也是吸引投资的重要考量。因而,要基于贫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当地贫困人口的自身条件和就业特点、国家的产业发展目录,完善税收政策,促进社会资源向贫困区流动。二是提高生态产业生产企业“营改增”的效用。“营改增”,即营业税向增值税转换,实现货物与劳务税制的统一,能够大大减轻企业税负。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区域,劳动力比较充足,尤其要利用这一结构性减税措施,在提高劳动收入占的比重、增加企业前来投资、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扩大贫困地区就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促进生态贫困区经济发展。三是改革资源税征收办法。贫困地区多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当前,我国的资源税征收范围主要是盐、原油、煤炭、天然气、贵金属矿原矿等,应逐步扩大到水源、湿地、空气、土地、森林等非矿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从而促进生态环境脆弱区的生态资源保护和利用。要将资源税与环境成本、生态资源的恢复利用等挂钩,根据价格变化和资源市场行情合理确定资源税单位税额,并可将资源税额转为生态恢复补偿金,加大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的财力支持。

4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完善对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和制度建设,加强财力保障,增强制度的落地执行力。一是健全资源开发综合补偿机制。自然生态资源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资源开发利用者要对开发利用对生态造成的不良影响给予补偿,以减少人类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干扰频度和强度。制定出台提高地方生态资源补偿标准方案,健全补偿资金投入机制,转移支付向生态产品供给区倾斜,推进生态补偿覆盖面;将生态环境修复和投入费用纳入生态资源开发利用成本;健全土地、水草、矿产、海域等生态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二是完善水权、排污权和碳排放权等交易制度。积极拓展水权确认、区域取水总量控制等制度,推行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以市场化方式引导水权有偿转让、提高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推进水资源权、林权、能源权交易试点,完善森林碳汇、生态产品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机制,开展企业耗能数据第三方核查,不断扩大参与碳排放交易的行业范围;推行生态建设和保护以工代赈做法,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公益岗位。三是完善生态利益分享机制。积极推广生态产品标识、认证和监管制度,推动生态产品地理标志、可持续经营认证制度,促进更多人享有生态系统服务;要健全生态采购制度,为市场更好的接纳生态功能区的产品创造条件;建立生态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限制区进行横向生态付费补偿,健全水源地流域上游地区获得下游地区综合补偿机制,包括付费补偿、对口帮扶、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式,引导居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四是提高贫困人口生态补偿获得感。积极发挥纵向、横向各主管部门、区域政府之间联系、协调,发挥生态补偿的基本公共服务功能,增强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引导贫困地区转型升级、改变发展方式,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生态补偿资金保障,确保生态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的利益协同互动,为贫困人口生产、生活质量提升带来切切实的帮助。

5加强区域协同与合作,探索利益分享模式

地方政府可在生态产品供需对接、经营开发、品牌建设、生态修复和价值提升等方面深入探索,但需加强地区协同发展,避免个体过度开发经营生态产品。跨区域上,推动在补偿地和受偿地之间进行全方位的绿色经济合作。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共同组建公司管理园区等多种方式共建“飞地”,健全“飞地经济”园区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在流域上,需统筹政策,上下游协同打造绿色产业链,着力强化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支撑保障,做好关联性产业项目的挖掘、谋划与投融资创新。

 

 

 

 

重要日期
会议日期:
2024-07至2024-07
早鸟票截止:
2024年7月10日前
申请发票截止时间:
2024年8月31日